本来想找些图片，搞个最美瓷质簋（簋式炉）评选，找了如下资料，不喜欢文字的可以直接看图。
巫鸿先生在礼器的艺术中提到，祭祖活动中使用的器皿称为'祭器'或'彝器'，是礼器中最重要的一类。在儒家的礼书中有两段格外有趣的文字，清楚地证明了祭器的绝对重要性。一段是：'君子——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另一段是：'大夫……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这些对祭器的写作解释了一个困扰现代人的现象：为什么古代中国象征政治和宗教的最重要形式是食器和酒器，而不是纪念碑式的建筑抑或是神明或统治者的雕像。儒家礼书中给出的答案是：祭祀能最大程度地完成一个人对拜祭祖先应尽的职责，因而是古代中国礼仪活动中占统治地位的一种宗教形式。这种拜祭祖先的主题不是出于超绝的神或活着的统治者，而是出于神圣祖先的意志。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些祖先依然保留着常人所具有的欲望，尤其是对食物的欲望。这种对世间的依恋透露出一种超乎政治算计的亲情。而后人根据祖先这种出于世俗依恋的指示可例行公事地准备祭品。祭祀祖先具有维持社会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功用，因此它也为更新历史记忆提供机会。
西周青銅簋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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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Grain serving vessel (Gui)Date: 10th century BCEDimensions: H. 6 in. (15.2 cm); W. 12 in. (30.5 cm); Diam. of rim 8 1/8 in. (20.6 cm); Diam. of foot 7 in. (17.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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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耀州窑青瓷簋，通高17.4厘米，腹径21.4厘米，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陕西省蓝田县吕氏家族墓园吕英与妻王氏合葬墓M9出土
青瓷簋，盖、身合为一套，盖提如圈足，可倒置为盘；簋身大腹而呆，腹旁两耳，耳端饰龙首，圈足。釉色青灰，光亮。灰胎，细腻致密。通体饰多重瓦棱纹，口沿上下、足外墙均饰划花'回'形纹一周。吕氏家族墓园吕英墓出土的青瓷簋，是北宋耀州窑橄榄绿青釉瓷中的精品，其造型凝重敦厚、流畅的弧线与犀利的瓦棱纹相结合，温婉之余又刚劲有力，两耳所饰龙首栩栩如生，跃然眼前，实为'巧如范金，精比琢玉'；通体施橄榄绿青釉，青绿中泛微黄、匀净透明、晶莹润泽、玻璃质感强，正可谓'视其色，温温如也'。
青瓷簋出土于蓝田吕氏家族墓园吕英与妻王氏合葬墓，此墓为一座双人同穴同椁单棺合葬墓。青瓷簋位于椁内西侧中部，王氏木棺西侧，倾斜于地，并且碎为多片，簋口方向有一堆骨渣，有火烧熏痕，红色漆皮残迹一地，故推测骨渣原应敛于簋内，簋纳于漆盒中，漆盒已朽毁，骨渣应属吕英遗骸，簋则应为盛放吕英遗骸之器。
吕氏家族墓园出土的仿古礼器有簋、敦、鼎等，以石制品占绝大多数，瓷质仿古器皿唯吕英墓青瓷簋一件。该簋模仿西周晚期青铜簋形制，是专为丧葬而定制的礼器。北宋时期关中盛行张载'关学'，提倡礼制、崇尚古礼，丧祭冠婚的仪式也追求恢复三代之礼。吕英侄吕大钧、吕大忠、吕大临等皆投于张载门下，是关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吕大临所著《考古图》中将敦类器物列为簋属，材质方面，'上古以瓦，亦谓之土簋。中古始用金'。如此，或可解释吕英墓仿古青瓷簋为瓷质的原因；在使用阶层方面，'周人以簋为祭器，乃以有虞氏之敦为用器，'士丧礼'用器两敦。士大夫祭器则有之，以文为贵，则贵者用文，而贱者用质，故'士丧礼'朔月奠用瓦敦'。由此可见，以仿古青瓷簋为葬具既与吕氏一族提倡礼制、尊崇古礼的家风十分相符，也符合吕英的士大夫身份，体现了吕氏族人生前身后追慕三代之礼的践行，可谓士人墓葬之礼，故该簋既是礼器也是实用葬具。
将青瓷簋与吕大临所著《考古图》中收录的器物对比，可得青瓷簋的形制与己丁敦相仿，纹饰则与伯庶父敦相似，故推测或许吕氏在向耀州窑定制此簋时给工匠提供了《考古图》中的古器之样。但是，青瓷簋并不是追求对古器物的绝对模仿，而是选择古器物上的不同元素进行组合后模仿，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达到仿古的同时又与之保有距离。
由此可见，宋代以及宋代以后墓葬中出现的仿古明器，其模仿的原型往往来源于印刷品中的插图而非实际器物。这个现象反映了10至12世纪出现的在礼仪美术与两种学术实践之间的互动。以聂崇义《三礼图》为代表的一种学术实践，在儒家经典文本与想象的基础上将礼器进行了'图像化'；另一实践则导致了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金石学，参加这个潮流的学者从宋代至清代编制了大量古器物图录。这两类出版物中的图像都影响了礼仪用品的制造。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大量宫廷礼器，尤其是徽宗时精研制作的大批'新成礼器'皆'府库畜积，为之一空'。建炎三年（1129）金兵奔袭高宗赵构驻跸的扬州，仓皇逃跑的赵构将幸存各种礼器乃至祖宗神像、牌位'悉委弃之'。经此两次事件，北宋宫廷礼器丧失殆尽，而且在建炎三年（1129）还发生了'苗刘之变'。因此，南宋初期的当务之急便是恢复和完备各种制度和秩序，尤其是礼乐制度，来稳固政权，即'凡营居室必先建宗庙，凡造养器必先修祭器'。基于经济、时间、精力以及现况的考虑，南宋初年开始以《三礼图》《宣和博古图》为样本烧制瓷质仿古礼器。《宋会要辑稿》载：'（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谕宰执曰，国有大礼，器用宣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因此，在吕英墓青瓷簋出土之前普遍认为宫廷瓷质仿古礼器的使用要晚到南宋，而吕氏家族吕英墓出土的青瓷簋则表明民间瓷质礼器的使用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
《郊庙奉祀礼文》载：'庆历七年……今伏见新修祭器改用匏爵、瓦登、瓦罍之类，盖亦追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故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席以藁秸，因天地自然之性。'这表明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新造的祭祀礼器中就有陶瓷礼器，以体现'贵本尚质'。而吕英墓青瓷簋的出现也印证了瓷质礼器在北宋中后期就已使用这一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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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簋式炉出土于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西林街道朱夏墅社区朱夏墅村西侧宋墓，根据墓志记载随葬时间为咸淳辛未（1271）年。其造型端庄典雅，尖圆唇、敞口、鼓腹、圈足，两侧装饰蟠龙形耳，具有典型龙泉窑的特点。宋代讲求“尊礼复古”，簋式炉便是仿造商周时期青铜簋的样式制作而成，往往用于重大礼仪场合，是当时代表身份和地位的“重器”。常州市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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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青瓷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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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兽耳瓦纹簋 底墨书“仲和珍玩”。尺寸高9.9公分 口径13.5公分 足径10公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公元1101-1200年说明器底缺釉露胎处，藏家王镛直接在上面墨书「仲和珍玩」，并钤盖「王镛」印于下方。王镛为书法家王铎（1592-1652）之弟，与文震亨同时代，生平热衷收藏古物，凡遇有人要求观赏皆乐于提供分享。《韵石斋笔谈》曾载他重金购入西周「文王鼎」之事。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两件仿古瓷簋，其中定窑白瓷簋与吕英墓青瓷簋造型十分相似，为北宋晚期定窑产品，另一件为南宋官窑青瓷簋。此外，常州市朱夏墅宋墓出土有一件青瓷簋式炉，造型典雅，具有典型龙泉窑的特征，墓志记载随葬时间为南宋咸淳辛未（1271)，此时已到南宋末年，说明终南宋一代应始终有瓷质仿古礼器的烧制和使用。
看了上述的一些瓷质簋，发现南宋高峰期的瓷质簋身高较矮，随着时间往后推移，簋身逐步变高。南宋高峰期簋重心稳、耳身配合协调，古韵十足。也闪现了不少疑问，瓷质簋每个都有盖吗？瓷质簋的用途是什么？如果北宋吕英墓出土的簋是盛敛遗骸的，那南宋的瓷质簋是如何成为香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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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龙泉窑青釉龙耳簋式瓷炉，四川宋瓷博物馆。
尺寸：口径18.4，腹径21.5，最大径30.7，足径15，高14.3
这是一件南宋龙泉窑的青釉龙耳簋式瓷炉，这件瓷炉的造型是仿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簋”而制，炉身为轮制，器形硕大，颈腹部有夔龙形双耳一对，双耳为模印制作而成，平头、曲体，头部双眼凸起，龙角尖锐。通体施梅子青釉，釉层肥厚，釉面光洁滋润，形体匀称，端庄秀美。
这件瓷炉的耳部缺了一小块，1991年，遂宁金鱼村村民王世伦老先生在地里劳作时，一锄头下去，刚好将这件瓷炉的一耳凿掉，也由此发现了轰动全国的南宋瓷器窖藏。
这件簋式瓷炉体型十分硕大，世间罕见。虽然如此，这件瓷炉还是十分优雅简洁，典型的梅子青釉使得整件器物显得清丽脱俗，特别是夔龙形双耳的装饰处理，不仅在视觉空间上弥补了主体炉身表面过于简约的单调视觉落差，并且采用龙耳表面的曲折的线条丰富了审美内容，使整个炉身在简洁艺术风格上具有灵动的审美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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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龙泉窑青釉鱼耳簋式炉(大维德基金会)，Height: 97毫米，Diameter: 185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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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龙泉窑粉青釉鱼耳簋式瓷炉，湖州博物馆藏。
尺寸：高8.3厘米，口径8.5厘米，底径6.3厘米
鱼耳炉为侈口、短颈、削肩、双鱼耳、垂腹、圈足。器物通体施釉，釉层凝厚晶莹，釉色粉青柔和，下腹釉面局部开片。胎质坚硬致密，胎色灰白。足端露胎呈朱砂红，属圈足垫饼烧制。此炉釉层厚润，色泽纯正，风格柔和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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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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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哥窑鱼耳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炉造型仿商周青铜礼器簋，“S”形轮廓线上收下凸，勾勒出端庄饱满的体态，两侧对称置鱼耳，下承圈足。炉的外观古朴典雅，通体施青灰色釉，釉面密布交织如网的“金丝铁线”，使素净的釉面富于韵律美。外底有6个圆形支烧钉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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